为什么”总有刁民想害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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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观世界

为什么”总有刁民想害朕”?

作者:陳翰/南澳時報副主編

在步入现代的民主社会之前,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两个论断跨越时空,交相呼应,显示出”打天下、坐天下”的必然.

但是,打下来的江山,要靠武力才能保有,也总会被暴力推翻。统治者放眼天下,不免满是”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恐惧。

这种恐惧,既在于民不聊生之际会有底层的农民揭竿而起,也在于皇室无能失权之会有野心膨胀的权臣武将等从政权内部取而代之;而在边关,塞外游牧民族也一直威胁着中原的农业文明,一旦有机会,就南下牧马,甚至入主中原改朝换代。
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统治者无不殚精竭虑,试图皇图永固。

秦一统天下后,对于自身的统治的根基无比自信,于是重兵集于北方对付游牧民族,滥用民力、大修长城;汉立之初即意识到匈奴为心腹大患,武帝开疆、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司马氏皇子争位的八王之乱时,游牧民族入寇中原,五胡十六国分立;衣冠南渡后的东晋王朝及之后的宋齐梁陈,与北方胡人政权战争不断,一旦统治者无能,权臣大将便凌驾于中枢之上;在民族融合、且结束漫长的纷乱后,盛唐也直面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威胁,不得不重用边防将领、派遣职业军队镇守边疆,赋予藩镇独断之权,于是有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也留下了诸多士子仗剑出塞的故事。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如此”外患”,于高居庙堂的统治者而言却催生了江山改姓的”内忧”。八王之乱、宋齐梁陈、唐末藩镇、五代十国的兵强马壮者为帝和赵家陈桥驿兵变,使得赵家人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意识:外患固然可怕,但外敌入侵,要经过漫长的征讨才能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不做死,再不济还可以南渡偏安,不失荣华富贵;遭到被人篡位的内部颠覆就残酷多了,统治覆亡就面临万劫不复的局面。
有鉴于重臣大将篡位的恶果,赵宋王朝早早实施了杯酒释兵权,直接导致了兵威不振的后果。这之后,赵宋放弃了野心,彻底将统治重心转移到内部,进一步实施崇文抑武、兵不知将、组织机构架床叠屋等举措,以消除内部遭到颠覆的风险。
这样的政策空前成功,并为此后的历朝历代所效仿。此后千年,中国历史上几乎再无”内忧”能颠覆统治,但这却引发了另一个后果:对外武功方面极其窝囊。

也就是说,自统治者注重处置”内忧”以来,不仅朝堂之上集权打压官僚,也竭力压制了民间活力,导致民间的血气之勇一步步消失,外患才前所未有地突出。

统治者不可能既让治下子民驯服麻木如羔羊,又让他们铁血悍勇不怕死。这一点,皇帝都知道,只不过,皇权的自私使得他们选择了能最大化一家一姓利益的方式。这就是国与家的利益并不一致的问题。封建帝皇以天下为自家产业,是为家天下。理论上说,皇帝拥有这个国家,要考虑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利益,但毕竟有亲疏远近之别。统治者最在意的,当然是自身和家族宗室,然后才轮得到子民百姓:让他们做稳奴隶就足够了。
而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步萌芽,对于统治者”家国不分”、”化国为家”的批评也越来越多,直到近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思潮席卷而来。晚清时满清王公”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说法,更是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实际上,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能,必须依靠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法律规范予以制约。时至今日,我们不必再像中古时代那样只能寄望肉食者拥有崇高的道德”至君尧舜上”,而是以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法律规范,包括民主与法治,遏制住权力的滥用,改变掌控权力者自私自利的状况,从而避免”化国为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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