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中国如此恐惧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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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闻报道说,目前包括农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迅速推进。这种农村土地确权颁证,是在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做准备,但政府部门始终没有提出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的可能。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政府担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后兼并成风,失地农民失去生机来源后沦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毕竟中古时代的农民起义教训实在深刻。

但实际上,这种担忧并不成立。中古时代的农村土地兼并有其时代特点:往往是自然灾害袭来,资产稀少的农民受灾后无以维持生计,还得缴纳皇粮国税,不得不卖田卖地乃至卖儿卖女。每一次自然灾害过后都是土地兼并的狂潮。但是,这是中古时代政府聚敛无度常见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政府的要务就是救济灾民、体恤灾民,不仅免除其赋税,还会实施赈济,维系其基本生活,并帮助其恢复生产。

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也可能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往往是农民因为一两次经营失误而欠下租税,最后无力偿还,只能卖掉土地。这意味着务农利润极其微薄,一两季经营不善就直接导致农民破产,没有丝毫抗风险能力,一年借的债好几年的收入都还不了,导致一次失败就万劫不复。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可能发生吗?如果大范围发生,现代社会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谁还会从事这样没有前途的职业?

其实,不管承包土地确权还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都改变不了当前农村凋敝、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大量流失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全部土地被收归国有,并通过户口城乡二元体制,把农民作为一种身份世代承袭下去。土地属于国家,农民依附于土地,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国家的农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也因此,政府对于农村拥有完全的掌控能力,可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从农民手中征收粮食、农忙时节组织农民去大炼钢铁等等。除了权力意志外,制度还造成了工农业剪刀差,以至于世界上最勤劳苦干的中国农民也很难通过农业经营支撑起家庭。

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有了进程打工的自由后争先恐后奔赴城市务工,即使做最脏最累的活也认为比呆在农村当农民要好。而他们的下一代,早就不肯子承父业,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继续做农民了。

如果不改变农业和农民的这种困境,农村劳动力必然会继续流失,与土地是否确权无关,与土地能否自由买卖也无关。一个合格的现代政府,在自然灾害时当然不会照旧逼迫农民照旧缴纳皇粮国税,反而会实施赈济;而一个作为正常行业的农业,显然应该有合理的收入与利润,和轻工业、餐饮业没什么两样,有人主动选择从事,有人选择退出,都是自由选择。

不管怎么说,如今的农民自己选择离开农村去城里务工,意味着农民有了选择挣钱更多生计的自由,或者是不喜欢这份职业而从事其他职业,这是现代社会发展惠及他们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担心农民有了地就卖掉以至于将来无所依靠,就相当于操心拆迁户有了钱就很快花光一样荒唐。

实际上,理解了中古时代农民不得不卖地导致土地兼并的原因,就该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社会会普遍担心放开土地市场后的兼并成风——农民、农业、农村的处境实在是太艰辛了,必须想办法把农民栓在土地上,以前是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如今则是通过土地确权给农民以拥有自己土地的希望,从强制到诱之以利,时代的进步清晰可见,但远未达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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