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局势观察:改良无法敷衍,革命自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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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最后几天,伊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一次的抗议示威喊出了“独裁者去死”、“不要伊斯兰共和国”、“哈梅内伊滚出伊朗”等口号,诉求异常鲜明。

2009年,伊朗也曾发生过大规模抗议示威。几年之后,以较为开明姿态出现的鲁哈明被推上总统的位置,但其改革成效不彰,民众积累的怒火越来越高,耐心几乎耗尽,终于酿成今天的抗议。

关于这一次伊朗民众的抗议示威,很多观察人士用“革命”一词来形容。抗议示威中,民众喊出了“独裁者去死”、“不要伊斯兰共和国”、“哈梅内伊滚出伊朗”等口号,对现有伊朗政权形态的抨击是前所未有的。

革命意味着短期内思想或社会面貌急剧改变,往往是底层民众以武力强迫统治集团放弃权力,甚至可能推翻政权、肉体消灭一个阶层等,带来血雨腥风。相比之下,改革、改良意味着统治集团控制着局势,自上而下逐步变革以适应人心所向和文明发展,这是一种平缓过度,较少阵痛,但是耗时日久。

革命与改良的争议由来已久。如果有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着改良(改革),让社会平稳有序过度以享受太平。问题是,没有压力的话,统治集团是没有改良的动力的——在这种既有权力格局下,统治集团获得了大量既得利益,改良意味着逐步放松权力,放弃既得利益,不但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还需要统治集团达成“非改不可”的共识。

任何垄断政权的利益集团都会竭力挣扎保住权力,保住自己的利益。中国历史上的满清王朝末期如此,掌控着伊朗政权的教士集团也是如此。而这既得利益,与历史潮流、人心向背乃至民族的文明发展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足够的压力,就不会放弃。

晚清时期,华夏国门被迫打开后,满清王朝政权垂死挣扎,在风雨飘摇之际,满清统治者甚至有“我家之产业,宁可赠之于朋友,而不必畀诸家奴”之语——仇教仇洋的刚毅表述直白,慈禧太后所言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稍含蓄一些,但意思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满清部族政权一则自私,一则专制,一则无能,但到了晚期仍然不考虑把权力交给民众。

垄断政权的利益集团因为不会放弃权力,所以也不会给自己培养接班人——他们的手段就是制造出“非自己不可”的态势,以政权被推翻后就天下大乱为要挟。

简单地说,国家就是这个政权的人质,向国家子民勒索供养。吃相好点的,勒索程度轻一些,或者在民不聊生的呼声下会不时放松一些,称为改良;如果吃相一直凶狠、越来越狠的话,被勒索者解救冒险解救人质的可能也会增大。

为了不被暴力革命,满清王朝的确在不断释放改革信号,有过“百日维新”、“君主立宪”的努力,但最终被证实是统治集团为了不被革命而以此塞责、敷衍。时代潮流不等人,步骤缓慢、其中又充满欺骗、反复的“改良”,耗尽了民众的耐心,终于,革命迫不及待,将满清王朝送进了历史。

从伊斯兰革命到如今的伊朗民众示威抗议,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与经历了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父辈相比,他们不会感激上个世纪的伊斯兰革命,在现代社会生活长大的他们,能广泛接受各方面资讯,对现实不满就谋求有所改变成为共识。

实际上,在这个信息社会,已经有诸多政权因为无法满足人心潮流需求、统治集团无心改良或改良缓慢而被迫不及待的民众革命推翻,带给世界的教训就是,到了追求“平等”“民主”的现代社会,时代潮流之速度远远超过以往,因而是不等人的。当然,任何“解救人质”的行动都充满风险,人们只能在承认劫持和冒险行动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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